自古以来外国人在扬州当官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元朝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另一个是民国时期的日本人高洲太助。在扬州提起高洲大人，就连三岁小孩都知道他的大名” ，因为“他完全融入了中国的读书阶层，并且超脱时代潮流……

　　在撰写本文之前，我就是那个连三岁小孩都不如的人，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这位高洲大人是何许人也。但这也激发了我的好奇心，逼着我搜罗资料， 好歹搜集到几十份零碎的资料，力求勾勒出高洲太助在中国的活动轨迹，尤其是与扬州的关系。经研究之后发现高洲太助在中国生活长达三十余年，在多个城市任职，见证并参与了诸多重要事件，与众多知名人物有所交往，对中日文化交流等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应该为他在在近代中日交流史上留下一点印记。

　　高洲太助于 1869 年出生在日本山口县萩市一个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父亲高洲素介曾是下关初代市长，有着丰富的政治经历，这或许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高洲太助的职业选择和发展道路。高洲在鸿城塾、二松学舍学习。

　　1888 年高洲通过外务省留学生考试，来华留学（地点：香港），1890 年留学期满回国，高洲被分配到芝罘（烟台）领事馆。

　　1894 年 5 月担任公使馆书记生，前往北京赴任。8 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撤回在中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在华工作人员。

　　1895 年 4 月在旅顺、营口任职，5 月又到北京使馆。11月，作为书记生的高洲执行一个特别任务，高洲带着日清两国政府签订的辽东半岛的归还条约前往东京，在完成批准手续后，又返回北京。这是能看出高洲非同一般的地位。

　　1903 年 12 月，女教习河原操子进入蒙古喀喇沁，和喀喇沁王妃一起开办毓正女学堂。高洲作为翻译官协助起草雇佣合同草案等。

　　1906 - 1907 年，高洲太助出任杭州领事。这一时期，他展现出了多方面的能力和作为。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他对行为不当的东本愿寺布教师伊藤贤道采取了果断的清退措施。伊藤贤道在当地的传教活动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高洲太助的这一妥协举措，缓解了当地的民愤，同时也体现了他在处理涉外事务时的灵活性。

　　在经济领域，他积极收集当地商业和产业信息，撰写了关于 “杭州绢织物商况”“杭州及其他养蚕状况” 等详细报告。这些报告为日本了解杭州地区的经济结构、产业优势和发展的潜在能力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有助于日本与杭州地区开展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同时也为当地经济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1907 - 1909 年，高洲太助转任长沙领事。当时日本东北发生饥荒，他迅速行动，积极从中国购买大米运往日本，为缓解日本国内灾情做出了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他与三井物产的森恪密切合作，展现出了良好的协调能力和应对紧急状况的能力。

　　同时，他与英国驻长沙领事合作收购长沙中洲，着手建设租界（注：1904年7月1日，长沙租界开埠）。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长沙当地的对外交流与发展，也反映出当时列强在中国的势力扩张和利益争夺。高洲太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既体现了他作为日本领事在维护日本在华利益方面的职责，也从侧面展示了当时国际关系在地方层面的复杂交织。

　　1909 - 1911 年，高洲太助担任福州领事。任期结束后回国不久，辛亥革命爆发。

　　1912 年，他因与外务次官发生冲突，离开了外务省，转而在日华协会工作。

　　同年 3 月，他与流亡日本的升允会面，升允曾在辛亥革命前担任清朝的甘陕总督，此次会面或许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些政治势力在辛亥革命后的动向和互动，也暗示了高洲太助在这一复杂政治格局中的某种角色或关联。

　　1914年，高洲太助迎来了他在中国的盐务官时代，这一时期他在扬州任职，长达10年左右，对当地盐务管理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有着重要贡献。

　　1913年，北洋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签订“善后大借款”，以全国盐税作担保，设立“稽核所”。高洲太助凭借外务省官僚的推荐，担任北洋政府“两淮盐运使署扬州稽核分所协理”一职。《顺天时报》在“日本高洲氏出京赴任”的报道中称“中国政府此次聘请日本高洲太助氏为扬州盐务稽核分所协理，闻高洲氏曾在北京日本使馆奉职五六年，转任杭州领事，嗣又历任长沙、福州领事，所至皆有信望。此次应中国政府之聘，担任扬州盐务稽核分所协理，可谓盐务得人，将来成绩必有可观！”

　　高洲太助是扬州稽核所的第二任洋方协理，首任为丹麦人耿普鲁，耿普鲁于民国三年四月间奉调为淮北分所协理，所遗之职由高洲太助接充。高洲氏在这一职位上一干就是6年，1920年高洲高职，先由日人船津文雄暂代，后又由英人巴斯克充任，这两人干得都不顺畅，最后北京总所还是把这位前协理又请出来，1921年2月底，高洲太助又来扬接事，直至1923年高洲离任。

　　在扬州稽核所，高洲太助处理了很多棘手的事情，如草埝场大丰号运盐船在邵伯镇失事、十二圩盐工罢工、海军截饷七十万元等事件，他拿捏有度，协调各方，平衡利益，较好地完成了洋方协理的任务。

　　民国五年（1916），高洲氏曾与他的前任耿普鲁等受到北洋政府的四等嘉禾奖章。

　　高洲太助在扬州任职期间，最为人所知的工作是发现当时扬州的名刹法净寺是鉴真东渡日本之前所在的大明寺。

　　1922年12月，他自费为这位日本佛教的恩师（鉴真被尊为传灯大师）立碑，碑文由常盘大定（当时居住在上海东本愿寺，净土宗大谷派的僧人，同时也是著名的佛教学者）撰写，碑额上刻有韩国钧（时江苏省省长韩国钧题写的“山川异域，风月一天”。这块碑全称为“古大明寺唐鉴真和尚遗址碑”，在今扬州大明寺大雄宝殿前院西廊，这在日本和中国的文化关系上，无疑成为一块伟大的里程碑。

　　《申报》1922年12月5日曾以“大明寺碑落成式”为题，报道立碑时的盛况：

　　扬州盐务稽核所协理日人高洲太助氏，侨扬日久，熟悉风土，考知今法净寺（即北门外平山堂）为唐之大明寺。僧人鉴眞东渡日本，为宣传该国佛教之祖，特建碑其地，以志景仰。于三日上午行建碑落成礼。是日，本城僧俗两界前往观礼者颇众。淮运使、扬由关监督、缉私齐统领等皆派代表前往，县知事江孝楼亦亲自到场。日侨莅临者有南京日领事深泽暹、苏州领事藤村、西本愿寺上海别院方丈斯波、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方丈长等等三十余人。中日人士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盛。纪录秩序如下：一、主礼人斯波出席；二、建碑人高洲太助宣言（朱芙伯代表）；三、日本僧侣，佛前诵经；四、除幕放生散花；五、中国僧侣诵经行道及祝词（王虎榜代表）；六、放爆竹；七、日本僧侣代表深泽暹演说；八、中国代表焦汝霖演说；九、烧香；十、放爆竹。

　　2020年1月，新冠病毒开始在武汉蔓延之时，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局向湖北高校捐赠医疗物资，当时在纸箱上贴着写有“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的纸条，成为热门话题，大多数人应该记忆犹新。在此顺便提一下，当时高洲建立的“古大明寺唐鉴真和尚遗址碑”也再次被报道。据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这句成为鉴真东渡机缘的偈语，其中开头两句就刻在高洲参与建立的碑上。

　　1923年7月高洲回国时，扬州的官民建立了“高洲先生送别碑”。日本作家小佐厚之说“在平山堂内有一座‘日本人‘高洲大人’之碑，是中国人所立。高洲大人的功绩将永留世间。在排日、收回国权之类的风潮中，能有对日本人和中国人都一视同仁对待的城镇，扬州的全貌由此可见一斑。”我估计上述两碑该是一回事。但平山堂是否真有此碑，未见报道，盼知情者告之。

　　高洲太助在扬州任职期间，积极接待来自日本的各类访客，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916 年，加藤拓川前往中国多地视察旅行，在扬州停留 10 日。加藤拓川曾在高洲太助任职外务省时给予其关照，此次到访，高洲太助热情接待，带他游览了平山堂周边风景。加藤对扬州的美景赞不绝口，对高洲太助的安排十分满意。

　　1918 年，德富苏峰来到扬州。苏峰与高洲太助此前在杭州便有交集，此次重逢，高洲太助引导他参观了平山堂、史可法祠堂、五亭桥等名胜古迹。尽管苏峰在扬州仅停留一日，但这些景点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德富苏峰纪念馆藏有高洲太助写给苏峰的 6 封信，从侧面反映出他们之间深厚的交往情谊。

　　1921 年，芥川龙之介在上海《大阪每日新闻》担任海外视察员期间，来到扬州。高洲太助为芥川龙之介的扬州之行提供了全方位的向导服务，带领他游览了徐氏花园、五亭桥、蜀冈的平山堂等地。芥川龙之介在游记中对高洲太助多有提及，如初见高洲太助时，对他 “老人般又似年轻人、穿着西装的官员” 形象印象非常深刻，这一年，高洲 52岁。他还详细记录了与高洲太助的交往细节，如高洲太助向他推荐草决明等。

　　1922 年，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和中国通后藤朝太郎先后到访扬州，均受到高洲太助的热情款待。高洲太助在扬州的宅邸位于旧扬州城内的萃园，这座宅邸别具特色，萃园坐落于扬州市内小秦淮河的西岸，也就是如今文昌中路 459 号的位置。它由盐商们集资于 1918 - 1919 年间建成，清末政治家、藏书家李盛铎曾在此居住。王振世《扬州览胜录》中云：“十年间，高洲……借寓园中”，据此推算高洲居于此地时，当为第二次受聘为扬州稽核分所协理时，其时这里“裙屐琴樽，几无虚日”。当青木正儿来访时，高洲太助的妻子精心制作了龟甲煎饼招待他。龟甲煎饼口感酥脆，香气扑鼻，让青木正儿品尝到了家乡的味道，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为这次会面增添了一份温馨和亲切的氛围。

　　后藤朝太郎来访时，对高洲太助居住的萃园宅邸有着特殊的情感。因为这座宅邸与他熟悉的李盛铎翁旧邸有关，而他知道这里也曾是芥川龙之介留宿之地。当他踏入这座宅邸，仿佛可以感觉到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交融。后藤朝太郎在《扬州物语》（1923年）还记录了一则趣事：“毛巾上字迹鲜明地印着风雅的诗句‘腰缠十万贯 骑鹤上扬州’。这条毛巾是扬州唯一的日本人官员高洲太助翁所赠。只有风雅之人，才有缘获赠。总之，他想给来访者留下扬州是风雅之城的印象。”高洲似乎曾不遗余力地推荐扬州。

　　后藤朝太郎来扬州是住在被称之“红楼”的两淮盐务稽核所的，这处建筑扬州地方学者一般认定建筑于1921年，为盐务稽核所外籍人员的居住别墅，而办公地点则在他处。如扬州地方文化学者韦明铧老师认为“高洲太助工作的地方应在原两淮运司衙署内。”不过韦老师的一个“应”字也说明这仅仅是他的一种推测，非有确信史料佐证。微博网友@Selina小怡曾披露其收集到一组珍贵的民国初期中国盐务照片及藏品，为扬州盐务稽核所 第一任洋人协理耿普鲁关于中国盐务的藏品，整套藏品包含图片、影像、文字资料，其中有这么一张照片，图为扬州盐务稽核所，下注“耿普鲁主持建造”。

　　若这张照片为真，这将建造所谓“红楼”的时间提前到1913－1914年间。这也说明早期高洲氏可能寓居地点应在此处，二次再聘换成萃园。这座红楼也应见证了高洲太助在扬州的工作历程，成为了他在扬州盐务官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1923年7月，高洲太助结束了在扬州的盐务官任期回国。回国后，他购买了无人岛，招募了18名中国移民，试图打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园。他在岛上种植草决明等植物，并将其制成中药，甚至还将自制的草决明赠送给他人。

　　1929 年，他再次来到中国，作为犬养毅的随员（翻译）参加孙中山的移灵仪式，事后犬养毅行游镇扬名胜，王柏龄主陪，扬州稽核所洋人协理日吉瑞郎、江都县陈县长等均往陪，在平山堂欧阳修读书楼下吃过素餐后还入城至稽核所参观。

　　1929 年 10 月，他担任济南医院事务长，在医疗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或许与他在扬州期间对中药文化的关注和了解存在某种关联，也体现了他在中国继续寻求发展机会和贡献力量的意愿。

　　1937 - 1941 年期间，他前往中国东北的 “伪满洲国” 活动，具体活动内容虽不太明确，但能够准确的看出他在这一时期仍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此后，他的经历记录慢慢地减少，其去世年份不详。

　　高洲太助在中国的二十多年间，在不同职位上经历了诸多历史事件，与各界人士交往互动，在中日文化交流、地方事务管理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他的经历也成为研究近代中日关系的一个缩影，为我们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中日交流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案例。

　　不过，即便看了那么多资料，高洲太助仍是神秘莫测，因为即使在日本国也难查他的资料，或许他的资料在某个神秘的部门，还没公开。因此，我有这么一个疑惑：他到底是外交使节还是间谍？欢迎读者释疑！

　　高洲居萃园，工作地点在原盐运使司内（今市司法局），每天经萃园桥上班。淮海路的建筑为其主持修建，今挂牌为盐税稽核所，误，当为寓所。另，高洲晚年在东北生活过